“农垦局今年夏粮预计如何？”

“回使君，夏粮应当还是会增产，二十三年新增田亩有三十六万亩，这还不包括沙洲、海外庄园以及山地。”

如今武汉主抓农事的主官，大多都是以前各县的县丞。原本县丞是个没什么卵用的位子，但因为武汉各部门职能越来越明确，业务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县丞的功用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到交通局、警察局、农垦局……等等部门成立，并且还在中央过关，各县县丞从原本给一把手擦屁股，瞬间真正地享受到了地方二把手的“快感”。

说到底，武汉的体制，注定一把手没可能什么都抓在手中，权力大是爽，也得手抓得过来，这年头还诞生不了妖孽一般的触手怪。

“三十六万亩？有点多啊。”

“有的原本就是地方露田，百姓抛荒了。”

“丰年抛荒？”

“种地不挣钱，自然就抛荒。”

老张略微了解了一下，居然发现武汉的“版图”，几乎是扩张到了行政版图的极限，直接就摸到了周边的边缘，离捞过界，就差临门一脚。

“居然出现了打工潮？”

时代发展确实是出乎意料，以往武汉商人，其实紧着本地务工人员用，也是够了。但城市扩张十分迅猛，而且这年头的技术能力，又不能让城市往天空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平面上不断延伸。

以汉阳为例，原本的汉阳城，城南城北走一遭，快点跑两刻钟就行。但现在，实际意义上的汉阳城，想要城南城北跑个对过，不坐车大概是要半天光景。

小型商家从早期的走街串巷行脚商，很快转型为“社区商贩”。每个“社区”现行服务的商户，往往都是以前需要整个城市到处跑的小货郎。

这种情况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每增加一个小店，最少要增加一个“员工”。因为最基础的夫妻店，至少也要老婆出来跟着帮忙。

十几年的累积，新生代也逐渐踏上社会，变化自然是更加剧烈。

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穷乡僻壤”宣传，但为了招工，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往往会有商家前往“下县”兴办学校，然后定向招工。

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都会胆子更大一些，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打工潮，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人口再度爆发，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

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

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工农业剪刀差”，在此时，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

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诸如抱团、闹事之类，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官方出命令，商人出钱出任，组成“民团”，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

至于大地主？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而少数的一部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家族收益，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

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产生了“打工潮”。

老张不能说“打工潮”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但这种小有产，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一捅就破，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