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