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公陂修好后，灌溉出来的新田将被作为李植的私田，佃给当地的贫苦佃农耕作。

虽然李植尚未在山东均平田赋，但津国公的私田，没有一个地方官敢多收乱收李植的田赋。李植已经通知地方官，这些新田，一年的田赋是每亩六升麦子。实际上如果李植均平山东所有田赋，并且不增加田赋的话，亩均的田赋大概就是六升一年。

其实就是李植不交田赋，地方官也拿李植没办法。但李植每日琢磨着均平田赋，自己当然要以身作则缴纳田赋，否则要授人口实。

李植对于佃种自己田地的小民，每人收取三成地租。以每亩亩产一石麦子的平均水平计算，除去田赋李植每亩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二十七万亩新田，算下来就是每年六万五千石麦子净收益，价值十六万两银子。

李植算了算，朝靖一善问道：“开发这些新田，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

靖一善被李植许诺了二百两赏银，倒是比刚才更配合一些，答道：“这个国公陂使用了三万五千二百人劳作三个月，水泥、石材等材料，花了八万七千两银子。”

李植转身问了问幕府税务厅大使，问道：“良友，这是多少银子？”

谢良友每天做税务统计，计算能力倒是十分强悍，拱手说道：“国公爷，人工成本加上材料钱，是十五万两。”

李植点了点头，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顺带的，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让百姓以工代赈，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

无论怎么看，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李植而言如此，明末政治混乱，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

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真搞出来大把良田，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

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像李植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强兵誓死捍卫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在明末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

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满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不把国家做大做强，被异族奴役的历史必讲上演。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民族，李植都要把自己这个孤例坚持下去。

李植点了点头，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轻人。

谢良友想了想，说道：“国公爷，这佃种我们新田的农民，算下来每人每年可以收获十四石的粮食，折银三十五两。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九石，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变我们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也丝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