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上海商场始终不平静，尽管贸易量增长极快，华洋商人都获利颇丰，但是关于利益的冲突始终持续不断。
其实争执的本身，利益只是导火索，根源其实还是一种权力之争，一种主导权之争，一种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
在洋人来到上海之前，毫无疑问上海这个口岸都是华商说了算，以十六铺码头为中心，这里是粮食、大豆集散地，相伴而生的贸易十分繁盛。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上海建立了租界，商贸中心从十六铺转移到了相邻的外滩，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很快就从过去的粮食买卖转移到了以丝茶出口为中心的贸易情况。
表面上看，洋商跟华商的合作是相得益彰，洋人没有能力进入内地市场，于是雇佣买办代为采购，历史上对买办的抨击声很大。可事实上，跟洋人冲突最剧烈的，就是这群买办，因为他们跟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大。
第二次鴉片战争之后，洋行加买办的经营模式，已经在上海确立。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英国人发动鴉片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清政府限制贸易，不允许普通商人直接跟英商进行贸易，所以在鴉片战争结束后，他们就强迫清政府开放了洋商跟普通商人进行贸易的渠道。
历史上清政府之所以选择十三行垄断对洋人的贸易，其实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华洋之间的贸易冲突很多，经常有华商以次充好欺骗洋人，欺骗洋人货款的情况，也有洋人欠下华商巨款的情况。
一次有商人欠下了英商货款，结果英国人闹到了乾隆哪里，乾隆觉得丢了人，就责令十三行双倍赔偿，并且发配了那些欠人货款的本国商人。但后来美国人欠潘家巨款，清廷就根本不出面，导致潘家把官司打到了华盛顿也没能要回债务。
随着这种冲突日益频繁，清廷才发明了这种十三行包买的方式，只让那些财力雄厚，名声良好的商人跟洋人做生意，结果证明这种方式确实有效，各种冲突大大降低，互相之间的信任也增加了，东印度公司每年的结余往往直接存在伍秉鉴这样的大商人处，而这些大商人也经常给东印度公司放贷，甚至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机构向外投资。
鴉片战争之后，十三行被解散，洋人获得了跟所有华商进行直接贸易的权利。但是这时候，他们发现，过去的那些欺诈行为又出现了。他们不信任华商，华人也不信任洋人，结果洋行们依然得借助中间人的力量才能做生意。这才出现了买办阶层，一定意义上，是洋人自己又循着过去的道路，走回了十三行时代。不一样的是，包买商从过去的十三行行商，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而已。
过去他们跟华商之间的冲突也回来了，甚至跟自己找来合作的买办也冲突不断。
但真正发展到华洋两大商业群体集体对立的情况，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第一次大的冲突，是1866年的时候，最大的洋商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的一次冲突。
那年11月，英商惠托尔兄弟向怡和洋行购买200-300包丝绸。1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先后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虽然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但更像是独立商人，他只有在货物全部送达买方后，怡和洋行才会向其供应商支付货款。因供应商催款，怡和就将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交给了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支付，但该钱庄随即破产，供应商依然没有收到分文。
此时，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产生了冲突，怡和洋行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此一款项与自己无关。邱其侩又不想自己承担这笔损失，在供应商的逼债下，他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诉，状告怡和，要求支付丝绸款。
这件案件，由于是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之间的官司，因此算是一件稀奇事。所以当地报纸大肆报道，尤其是《北华捷报》更是连篇累牍，所以传播极广。
在法庭上，邱其侩认为自己担任怡和的代理人已经有3年多，他的采购行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义务向供应商付款；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真金实银为准。
但是此时怡和洋行做出了一件打破中国商人传统观念的行为，他们否认了邱其侩的身份，不承认邱其侩是他们的买办。
这大大的刺激到了本地商人的世界观，中国商人做生意，也将传统人情夹带其中，在他看来这种感情比什么都重要，为此他们之间的生意甚至很少签署正规的协议。邱其侩跟怡和洋行之间就没有什么委托协议，完全是君子式的口头约定。但是大家合作了很多年，不但邱其侩，就是跟怡和洋行有生意关系的中国商人，也早就认定了邱其侩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
可是怡和洋行竟然在几万两银子面前，否认了自己的买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弃车保帅的举动。
怡和洋行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自己既没有付给邱其侩年薪也没有付给他佣金，邱其侩就不算是他们的买办，哪怕双方合作了很多年，那也只是合作关系，邱其侩不能代表怡和洋行。
至于这批货款，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应该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发生钱庄倒闭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一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权衡利弊，以损失挽回名誉结束，但是影响非常坏，直接冲击到了华商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