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府有钱，但扶贫绝不是依靠简单粗暴的‘发钱’。阳川市再穷，几千万拨款还是拿得出来的，事实上，市里每年都有专项资金用于扶贫。问题就在于怎么样使用好这笔钱，让贫苦户真正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办法，为贫困户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自己‘致富’，或者说就算不能致富，也要脱贫。

如果简单的‘发钱’，今年拿了钱，人均收入好像是上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非但是一个财政上无底的窟窿，同时也可能适得其反，让受资助者产生惰性，养成好逸恶劳的恶习。

第二个难点，就是‘普惠’。

扶贫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很无奈的情况，扶贫出成绩，人均收入上来了，但收益的仅仅是少数人，极少数贫困户从政策里赚到了大钱，大多数人却依旧贫穷，扶贫的投入非但没有真正普及，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江津市下面的一个贫困县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八千户贫困户，户年均收入从前一年的八千，上升到了两万五；而贫困户的数量，从八千，只下降到了六千五。换而言之，虽然从‘平均’数据上看起来已经脱贫，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贫困户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国家扶贫政策和投入，被少数人‘占了便宜’。

王建设担任主抓经济的副市长时间不长，对于扶贫工作的难度虽然认识很清晰，但暂时并没有太多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他的政绩考核中，扶贫，是一个硬性的指标。不仅贫困户的平均收入要达线脱贫，贫困户数量也必须降下来。

他正为这事头疼呢，苏铭打得这份报告就像及时雨，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

其实，苏铭的办法很简单，并不稀奇。

企业和政府联合协作，政府给政策和资金扶植企业，企业将贫困户纳入生产销售链条之中，在运营中，解决贫困问题。

具体来说，负责桃源集团和奥格瑞玛保护区保护和旅游的桃源旅游公司，每年负责按照市价，全部收购阳川市贫困户山民种植的水果、蔬菜和树苗，一部分供应保护区的动物食用，另外一部分，可以供应大圣酒业，作为生产原料。

如果按照市价收购的话，对于企业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因此，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

在财政上，每年的扶贫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按照购买价格的比例，直接补贴企业。比如说旅游公司从果农那里买一百块钱，政府就补贴公司五十……当然，具体的补贴比例不可能这么高，需要讨论确定；

在政策上，主要是向大圣酒业倾斜，主要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在内的一系列扶植政策，将大圣酒业定为阳川市酒类重点建设项目。

由于阳川市本地并没有其他大规模的酒厂，因此大圣酒业从某方面来说，就等于是阳川市的‘市酒’。

这么一来，有几个好处。

旅游公司即可以满足保护区动物的食物需求，又不至于被巨大的开支拖垮。旅游公司和大圣酒业虽然同属于苏铭旗下产业，但财政分开，大圣酒业从旅游公司手里收购果类粮食，是要付钱的。

实际上，依靠政府补贴加上大圣酒业的收购费用，旅游公司几乎不用出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