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和郝福都要绕路，其实原因很简单，赵昺也十分理解。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要靠队形与组织的。而在古代通信和侦察手段落后, 大队行军，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带皆担心遭到伏击。

多年的军旅生涯也让赵昺认识到伏击战中埋伏的军队往往处于被伏击者的视线之外，本质上说，伏击者其实是以战斗队形和战斗状态去突袭处于非战斗队形与状态的被伏击者。也就是说，当被伏击者能看到敌人的时候，对方肯定已经以堂堂之阵压过来了。

另外很多人印象里的伏击战，都是被影视作品所误导了，以为伏击战就是占据峡谷两端，然后使用落石和各类远程武器攻击便可。但真实的战场情况远没那么简单，峡谷地形只是在山区比较常见，在广大的丘陵、平原地区，这一地形便很难找到了。所以大部分的伏击战，其实都是在稍有高度优势甚至是相同高度情况下进行的。

而被伏击者出于节省体力的考虑，行军状态下的士兵往往轻装，只携带随身的副武器。铠甲、长柄武器往往是装载在队伍里的车辆与驮兽上的。但行军状态下的部队要想转换成战斗队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结阵而来的敌军，己方还在手忙脚乱的变换队形，领取和分配兵器。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基本就是对被伏击者的单方面屠杀了。

所以在战争中，军队在行军时，也往往会派出哨探来随时侦察周围的情况。但是古代的哨探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实际上能够进行的侦察范围相当有限。而行军路线是否会有敌军伏击，将领的判断时常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将领对于行军路线的判断，往往不得不依赖于哨探侦察的结果，但哨探在必须优先于行军线路的探索的情况下，更难对敌军位置进行有效追踪。尤其是在一些环境相当复杂的丛林和山区等地形中。

因此一场成功的反伏击战，除了要能够成功掌握敌军的行军路线以外, 还要是能够保证自身的行动不被敌军侦知，并且还要对敌方将领的判断进行迷惑。而哨探的作用不仅在侦察行军路线，还要做好敌军预警，以便及时示警。这也充分说明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情报永远是最重要的。

那么那些落入伏击的军队，真的就等于即将全军覆没了吗？其实也未必。伏击在初期对于军队最大的破坏，实际上是对士兵带来的恐慌而产生的军队失控。因此在受到伏击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士兵及时恢复冷静，便是减少伤亡最重要的一步。

由于伏击往往是发生在行军地形较为狭窄的地区，因此如何让处于行军状态的军队尽快的展开就成为最关键的事情了。而对一支精锐之军的要求往往是对突发情况能沉得住气，快速应对。如果做到这两点，被伏击者实现反杀也不是不可能。

特别是在遇到伏击战的情况下，其实最考验将领的指挥水平。而当被伏击的队伍被敌人截断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在军队被截断后往往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遇伏一方其中一部的围歼。面对这种情况，被伏击的指挥官就要考虑如何能够尽快收拢手头的己方士兵，然后进行突围了。

不过想要逃出生天，出了出色的指挥以外, 还要有相当好的运气。同样想要打好一场完美的伏击战, 同样也需要相当高的军事手腕与技能。必竟战争，从来不是儿戏……

当面沿大路上宿营的敌军，赵昺判断应该是自居庸关增援檀州的部队，这也是徐无难喜不自禁的说他们的部署成功了。但现下他想对方敌军的领军将领肯定也清楚，上万的大军成一字长蛇在路上行军十分容易遭到伏击，而在一面是山，一面临谷的地形下完全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

而更为困难的是道路狭窄，他们难以快速机动相救援，又缺乏固守暂避之地，甚至在狭路上难以展开阵型，一旦遭到宋军的伏击必将是陷入进退不得的境况。所以必定会派出大量侦骑侦察周边的情况，并会遣兵占领沿途制高点布置瞭望哨，以便提前预警为大队争取集结布阵的时间。

按照军中惯例，派出的斥候皆要定时回报，一旦有哪一支侦骑没有按时回来，主将就能够判断出哪一个方向出了问题，并据此做出应对；布置的瞭望哨也同样会进行轮换，即使其中的某一组被悄无声息的全歼，或是有人员失踪，稍后也会被发现，从而暴露出敌方的企图。

这也是郝福担心他们一时冲动而暴露行踪，徐宏也坚决制止的原因。当然牛来福作为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也非是意气用事，在他们看来，敌军即便构建了完善的侦察网络同样有隙可乘，顺手可以捞一把，查清当面之敌的具体情况。

因为当面之敌并没有选择在地形开阔之地宿营，却是沿着大路两旁宿营，这可能是因为前方战事紧急，他们急于赶路，而沿途宿营便于次日行军；另一方面，其可能觉得当面宋军已经被迫后撤，这里完全在己方掌控之下，周边没有大股宋军可以威胁到他们。

可无论蒙元方面怎么想，这皆已经犯了兵家忌讳。牛来福等人可以通过侦察摸清敌人换岗的时间，寻机捕俘，再利用再次换岗的时间差安然撤离。而敌前后两军相距很远，待敌发现报与中军，他们早就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