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扇动了翅膀，波澜也随之泛起。蒙古入卫的草原宗王虽然看似一体，其实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尤其是真金死后，他制定的策略逐渐崩坏，难以再继续实施。而朝廷财政的紧张，使得铁穆耳不得不放权让宗王们自己搞钱养兵。

恶例一开，便难以再收拾，暂时的和平也让宗王们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可以专心致志的夺权找钱。让当下宗王擅权，地方州府难治，虽未封疆裂土，但也让诸王们对皇权再难生畏惧之心，尤其是在去岁铁穆耳居然畏宋如虎，行驾不敢回京，让他们更加藐视朝廷。

当下发生在沛县看似只是争夺一个税关，是两人间的利益之争，其实深层次确是权力之争。也只里控制着山东大半疆域，但是运河在其辖地中流经的只有徐州至沛县一段，大部分却在济宁王察罕帖木儿的辖地，这导致也只里难以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

察罕帖木儿控制着东平至沛县的运河，比之也只里要长的多，因而他可以在多地设置税关，收取更多的税赋。但其并不满足，因为榷场设置在徐州，无论是进出蒙元的货物都要在这里完成，所以这里既是蒙宋两国交易的枢纽，自然货物最多，价值也最高，获取的利益也最大。

当初真金划分诸王的辖地也是经过多方考虑的，除了军事上的便利，也有让他们相互制衡的想法，毕竟诸王若是铁板一块，便足以威胁到京畿的安全，而他们之间若是摩擦不断，就需要朝廷从中调解，便能够将他们握在掌心之中。

于是真金在划分辖地的时候，就有意将传统的地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导致他们的辖地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当然皇帝也有几门穷亲戚，尤其是在蒙元这种家族式的统治方式，因此在划分的时候也不得不加以照顾，尤其是后期皇后阔阔真插手其中，使得诸王之间嫌隙顿生。

运河北上借用了一段济河河道，察罕帖木儿当初重贿了方臣祐说动了阔阔真，而其祖上又是铁木真四弟铁木哥斡赤斤，根脚不浅。于是将东平路亦划入其的辖地，生生的从济南府路割裂出去了一块。

当然也只里也非平常的权贵，他也是出身蒙古孛儿只斤氏，祖上是铁木真弟合赤温，根脚同样深厚。当然从封地面积上也是占了便宜的，控制了山东最为肥沃的平原地区，东部又濒临大海，可以从事海上贸易，按说也不算亏待他。

也只里算起来与察罕帖木儿还是正经亲戚，但是利益面前就不好说了。也只里想要将东平路收归自己辖下，而察罕帖木儿则觊觎徐州段运河，两人都想吞并对方。而在朝廷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两人间的矛盾从小规模的摩擦，终于演变成了兵戎相见……

双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谁都有三亲俩好的，身后也皆有各自的利益集团，见两位要打起来了，或是声援，或是暗中派兵助战，或是出面调解。因此这仗正如赵昺所料，大打是不可能的，也打不起来，但却将矛盾公开化，

蒙元朝廷方面当下只是中书省派出了使臣前来调解，但是其官阶不高，威望不足，又如何能压制住两位宗王，所以来了等于没来，只是表明了朝廷的一个态度。而朝中也有人希望他们闹得大些，如此可以从中取利，甚至导致格局重新变化。

至于赵昺也希望他们继续闹下去，起码一旦蒙宋开战，俩人不说相互拆台，能否相互支援都难说。而他也没有闲着，利用开榷的时机，将武器装备和辎重藏于漕船之中送往前线，且俩人斗争斗正酣，自然顾不上监视，他就能瞒天过海的完成战争准备。

不过开榷是两国间的大事，不仅是互通有无，也是收取蒙元岁贡的时候。现下两人间的争斗，导致运河封闭，不能通航，商船滞留，赵昺自然不能不发声。在五月即将开榷之际，宋廷发出警告，若是再封闭运河，大宋将关闭榷场，并将对破坏和议者兴师问罪。

有些可笑的是这些宗王们不听的朝廷的，却怕大宋问罪，诸王借此相胁劝二人罢兵，开放运河。地方乡绅则联名劝解，愿意捐献钱粮弥补各自的损失，以免刀兵。这个结果有些出乎赵昺的意料，但想想也符合各自的利益。

从大形势上而言，蒙古取代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诸王们也认识到各自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

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新汗缺乏历代大汗锐意进取，开疆拓土的志向，的确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大汗，但是铁穆耳为汉臣们认为是守成的君主，便于控制，加以时日不仅能够实现汉化。而大汗的软弱对于他们却是利好，可以在各自辖地为所欲为。